POSTweekly報導

墙缝逼仄且长，一道白色雕花券门委身于此，孤独躲藏在东安福胡同十一号西侧最深处。它曾承压过一座回民唤礼楼的重量，而今孑然伫立，随着十一号所在民房的拆迁几近尾声，骨架空露愈显突兀。爬上残破的民房墙头由拱门中北望，西长安街在眼前喧嚣穿过，国旗迎风招展于新华门，红色照壁上毛泽东所书的“为人民服务”大字，就在前方。

这是一片位于新华门正对面的胡同。始建于袁世凯当政时期的灰色大花墙，将它与西长安街隔绝开来。“西长安街（新华门段）道路拓宽及特殊用地项目拆迁公告”张贴在小巷面壁上，其所涉及9条胡同的700余户居民，计划在4月6日中午12时前迁出，他们现时居所脚下的4万平米，会赶在国庆一甲子的盛大阅兵前夕，成为长安街的一部分。

现在它只有30米见宽，离北京市领导要求“百米赛跑选手要跑10秒”的宽度相去甚远。“过去游行队伍走到那（此次拆迁地东侧，即国家大剧院西侧），横的牌子‘咔’的一下就立过去了，得扛着跑到西单，不然影响后面队伍行进”，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回忆说。赵曾任建国50周年全面整治长安街及其延长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1960年代，他还曾参与天安门群众游行工作的组织。

双栅栏胡同1号院紧邻大花墙身后，与长安街仅一墙之隔。笔直的过道当中横跨一幢青灰色清代砖门，屋檐黄草丛生，门上方粉刷有空心白字口号——“保卫毛主席”。院内居民说，这里是中央警卫局家属院的所在。

史大娘一家1970年代搬进时就被吹风，这里是大红线以内，不出三年难免拆迁。岂料忍受脚下地铁列车呼啸穿行，以致居室摇摆的日子一晃也快三十年了。而地铁路线上方，正是长安街“变窄”的地方。

知情人向本刊透露，建国五十周年时，北京规划设计部门即有迁走此处胡同居民，展宽路面的规划。零八奥运会前设想重提，北京市领导的意见是暂时不动，到建国六十周年时再动工，振奋一下。

该处胡同所在辖区的西城区政府披露的信息称，长安街新华门段道路拓宽作为国庆60周年庆典的市重点工程，早在今年一月中旬开始，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西城分局就先后完成了报批报审手续，测绘部门随即开始测绘定桩。不足两个月时间，拆迁公告即于3月6日悄然上墙。高悬的拆迁标语下，街道干部穿梭于胡同弄堂。中南海周边社区居民所特有的“红墙意识”，成为他们动迁时挂在嘴边的宣讲素材。

拆掉这片胡同后，长安街复兴门至建国门路段五上五下双向十车道的构想将成为现实。本港《大公报》的报道称，长安街大修拓宽路面、提高长安街路面的抗碾压能力，目的是适应重型武器装备对路面的要求。1999年国庆50周年大阅兵结束后，长安街路面就因为抗碾压能力较薄弱，重型武器装备导致路面受损。而国庆60周年相关的武器装备水平将比10年前有大幅度提升，对路面的要求也更严格。

据大陆媒体报道，此次使用的橡胶温拌沥青，是一种可降噪和耐高温的路面材料，造价昂贵，能解决以往公交车站附近路面毁损较严重的问题。

史大娘的街坊还有头戴白帽的回民，一位面红发白的回民老人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老家在何方，只能猜测家族先人是于清代跟随额赖玛特和卓家族一同前来。

乾隆二十四年，清统一新疆的进程中发生大小和卓叛乱。叛乱平定后，参与平叛的香妃籍由政治通婚进京，因特殊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她没有住进皇宫，而是居于南海南岸、正对瀛台的宝月楼。平叛有功的香妃所属额赖玛特和卓家族成员及随从，同时被安置在宝月楼的南侧，称为“回回营”，乾隆下旨在此兴建礼拜寺，即唤礼楼。

袁世凯1916年称帝时期，曾将中南海更名新华宫，因传统宫城须开南门作为正门，于是他下令将宝月楼前的红墙拆除一段，从此宝月楼面向长安街改称新华门。

几经变迁，昔日的回回营已变成东安福胡同与西安福胡同，唤礼楼的钟声早于消散，庭院中远眺，只有高大的西单长话大楼，在暮色中不辞疲惫的报时，将东方红乐曲传扬在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之上。临长安街的胡同口，史曾和她的街坊们端坐在小板凳上，亲眼目睹1984年邓小平阅兵与1999年江泽民阅兵的盛况。她原指望今年依然能在胡同口观赏大阅兵的滚滚洪流，不过这次是看不上了。

在拆迁声中，一拨又一拨的背包客游荡至此，希冀用手中的镜头，留下眼前西长安街上最后一片临街胡同的身影，以及明代官员上朝入宫休整栓马的栓马环，胡同人家珍藏的清代皇宫琉璃大瓦，日伪时期设立的家庭邮筒。

拆迁声中，这条改革开放后分别因北京亚运会、香港回归与国庆50周年名义而大修的长街，更阔了。

长安街的变迁

1949年10月1日下午，当梁思成走上天安门往下观望时，一个完全未曾想象过的景象忽然呈现在眼前，“一片红色的海洋！群众的力量在我眼前具体化、形象化了”，惊叹之余，他又出现一个大问号，“这乱哄哄的四亿五千万的人群，共产党又将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力量呢？社会主义又怎样改造法呢？”梁在195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袒露了当时心境，文章的标题是《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

作为建筑家的梁思成对共产党的好感始于1948年12月18日的那个晚上。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载，当晚一名解放军干部通过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与梁思成见面，告诉他迫不得已要攻城时，为避免破坏文物建筑，要梁思成在地图上注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马上涌上了梁的心头，也就是自那时起，他“一见倾心”。

但蜜月总是短暂。1949年以后的长安街生长史，一直交织着梁思成的复杂目光，忧虑神色，以及潸然的泪。

梁思成的学生，清华大学城市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郑光中，是为数不多的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参与长安街规划工作的资深专家。他口述说，在开国大典游行的纪录片中，人们还能看到长安街上左右各有一座门，称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当时的游行队伍，特别是坦克车前进时要绕过这两个门，但绕过去之后距离天安门和毛主席已经不远，调整队伍很仓促。也因为长安左右门的阻碍，“军旗过时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门，看不着毛主席。”

于是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将两门亲切唤作天安门的“左右丫鬟”，称这两座建筑是自己“左膀右臂”的梁思成，被令对此进行研究。

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已没有这长安左右门的丝毫痕迹，但实际上，这两座门正是长安街生长出来的地方，长安街以长安左右门得名，取“长治久安”之意。两门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皇城通往中央官署衙门的总门，平日百官上朝面奏皇帝都从长安左、右门进入，但无论官爵高低，都须下马下轿，将马栓在此次亦被列入拆迁名单的北小栓胡同，然后步行进长安门。此时的街名为“天街”，每年新科状元骑马经左门走过街道，已属“皇恩浩荡”，是唯一被允许在长安街上骑马的时刻了。

街的轮廓是在元大都南城墙南移二里所成。据北京民间学者陆元介绍，1271年元大都南城墙内的顺城街，宽度大约20米，长度约6.8米，街南为大都城南城墙，城外是25米至30米见宽的护城河。在顺城街西段路北（今六部口西）保留有金代所建的庆寿寺（双塔寺），城墙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将双塔寺圈进城内。

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徐达攻破元大都后，明朝廷降元大都为北平府，同时为削减元大都“王气”，将北城墙南移5公里，使之规模与明首都南京城无法匹敌。后朱棣篡位，将北平改称北京，升为陪都，并于1407年决定迁都北京。此时因城市核心宫城的位置已发生过整体南移，南城显得狭窄局促，所以在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拆除元南城墙，填平护城河，在城墙以南近二里处（今前三门大街）建起新南城墙。

至此，由宫廷前广场相连接的东西长安街初步形成。从东单到西单，长度约3公里，在其中点修建了皇城正南门承天门，即后来的天安门。建成后以红墙和宫门围合的的“T”形广场。广场北部东西两端建有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南端建有大明门（清代更名为大清门，民国时间更名为中华门）。连檐通脊，黄瓦红墙，沿墙建有朝房千步廊。宫廷前广场作为宫城与京城之间的结合部，在建筑布局上是烘托皇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具有重要的使用功能。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

明清时期的长安街与其他街道一样为土路，皇帝经过必先“黄土垫路，清水泼街”。平日则“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崩溃，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封建格局被打破。1912年拆除了长安左门和右门边的红墙。从此东西长安街通过天安门广场得以贯通。民国政府时间，长安左右门之间的路一度被命名为“中山街”。

在梁思成眼中，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作用。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在中山公园内中山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之事。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的长安左右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其迁移，施工力量都准备妥当，只等代表会议举手通过的消息。

林徽因代表丈夫梁思成，在会议发言中强烈反对拆除左右二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考虑当时的情况，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长安左右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在当时政治挂帅的情形下，于“掌声雷动”中通过了全拆、快拆的方案。颇具意味的是，梁思成在这次会议上，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为国庆游行与疏导交通的需要，长安左右门拆了一天一夜，不得不消失。当时参与拆门的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孔庆普日后表述当日情景时，说“梁先生哭了”。此后的1954年国庆前夕，政府同样在8月拆除了东西长安街两座牌楼。而原本因城墙拱卫双塔寺而自然弯曲的西长安街街面，虽历经朝代更迭并未改变，但也在同一年，北京当局将西长安街西单至新华门东侧约1.1公里长的路向北拓宽时，由于北侧的双塔寺处于道路中间，故决定拆除，路面得以展宽到32至50米。

1954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施工过程中，纪念碑以南的中华门也被拆除，天安门广场的封闭格局不复存在。

不断规划中的长安街

赵知敬说，长安街是北京乃至全国规划次数最多的一条街。

郑光中口述回忆，最早建长安街的设想是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由前苏联专家提出，当时由于需要建设大批中央机关办公楼，长安街规划由此提上日程，虽然遭到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反对，但因为东长安街路南地区原为各国练兵场，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为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是城区不可多得的空地，于是在1951年相继建了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各部的办公楼。

真正的第一轮规划始于1950年，到1954年陆续做了15个方案。当时天安门广场规模虽然很小．但所有的规划方案都将长安街作为城市的东西轴线，将天安门广场作为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并将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作为集中体现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点。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际，天安门广场的第二轮规划也随之开始编制。其时北京市政府专门举办城市规划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及各部部长都参观了展览，在此轮规划中，广场面积多大、建筑多高，以及放几座建筑等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最后毛泽东亲定长安街的红线宽定为100米。出于其时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持续的战略形势考量，长安街路面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作为飞机跑道。

1958年，为迎接建国l0周年，中央政治局决定建设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即“十大建筑”。这标志着第三轮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规划的开始。在众多的规划方案中对广场的规模意见也不尽相同。1958年底，根据毛主席关于广场应该大一些，周总理在审定广场上建筑方案时提出的“广场东西各建一幢建筑，基本对称，一虚一实”的指示，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天安门广场东西宽500米，南北宽860米，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分列两侧，正阳门和箭楼保留下来。

至此，天安门广场基本定型。而解放前3.7公里长，宽窄不一的长安街，此时经过改建后全长7公里，路面30至80米宽，终于开始显现出“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长安街形成比较完善的规划方案是1964年。当时国民经济进人新的发展时期，中央批复了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长安街规划第四次提上日程。在万里副市长的主持下，市政府组织全市六家单位编制规划方案，在这轮规划中，正式提出长安街应该体现“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方针。沿街建筑除办公楼外，可适当摆些商业和服务业。沿街建筑高度控制在30—40米之间，沿线建筑以30米以上，40米以下作为建筑高度的基调，布局要有连续性，可在适当位置摆几个高点，但要从整体布局出发安排个体建筑，防止轴线过多冲淡天安门的主轴线。

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安街的规划陷于停滞。文革后期，万里恢复工作后，根据中央指示组织编制了第五轮长安街规划方案。到1983年，此次长安街规划共做了7个方案，最终完成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规划综合方案，于1985年以市委、首规委和市政府的名义撰写，正式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第五轮方案明确了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性质，规定两侧建筑要体现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主要安排国家机关和大型公共设施。方案确立了长安街红线120米，天安门广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以旧城中轴线为天安门广场中轴，北京站前、新华门和民族宫为三条副轴。建筑高度东单到西单间控制在30米以内，东单以东，西单以西控制在45米以内。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东西长安街共52个楼座中21个楼座建成，10年建成量为此前40年建设总量的4倍。新世纪以来，世纪坛、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又相继落成，长安街上的建筑几乎成为新中国历史缩影。

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大阅兵前夕，北京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决定对长安街及其延长线进行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面整治，并成立了长安街整治办公室。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整治任务从公主坟开始，直至大北窑，总长13公里。2000年，长安街的整治向西扩展到首钢东门，向东延伸到通州区运河广场，全长46公里，“百里长街”就此贯通。

在这次整治中，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线共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约80多万平方米，拆迁民房约4000余户，沿街所有临街建筑立面被要求重新装修或粉刷。数以百计的临时建筑与民房的拆迁款，得到了长安街沿线写字楼与金融银行机构的资助。在朝阳区政府的组织下，由国贸大厦出资，搬迁了大北窑桥下的170户临时建筑；在西城区，国家工商银行和金融街开发公司共同出资，拆除破旧房屋、埋设地下管线，拓宽了北闹市口街。

更多的整治规划动作的最终成型，依靠的是沿线机关单位的“大局观”，如在亮出东单广场的决定下达后，石油公司以最快速度无条件拆除了加油站；市公交公司迁走箭楼下的公共汽车总站，留下了2万平米的绿化空地；为腾出规划用地，水利科学院将单位大院一分为二。

长安街的未来

在数次负责长安街规划的郑光中、赵知敬等人眼里，“高标准规划好建设好长安街，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是“神州第一街”，每一幢建筑都要成为一个标志。海关大楼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门，象征国门；中国人民银行大楼是一个古币的形状；全国妇联大楼是一个半圆，象征半边天。不断添加的公共建筑赋予了长安街全新的政治含义，使长安街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神圣的地位，时刻展现着这个国家的形象。

如今，长安街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之一。长安街在不断变宽、变长，这条街的规划建设不断进行着，谁也不知道这条街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是长安街沿线上的未来建设用地越来越少。

为了“建成长安街，完善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政府曾向该市规划委员会提出“长安街（复兴门到建国门段）还有十未来建设用地该如何建设的问题。”

郑光中作为项目总负责人执行了该项任务，并在2002年提出了的规划，希望在2009年左右能基本建成长安街两侧建筑。和郑光中一同执行该规划的还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等六家单位的上百名学者、专家。

为了完善长安街的“政治功能”，在郑光中的方案中，新华门对面、六部口南部地区将建设中央办公区，总建筑面积可达60至70万平方米，规模可以通过论证进行调整，以满足中央机关工作的需要。

中央若建新的办公建筑，方案建议未来可以将中海，南海的湖水水面与园林绿地，古建筑地区以及第一代革命家的故居对外开放，供人们参观瞻仰，使前三海与后三海成为一个整体。使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及皇城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皇宫苑囿区展现干世。

在东长安街，他们建议公安部大楼适当南移，使文物古建筑能显露在绿地中，便于对外开放和使用。

规划团队还对东西长安街的建筑进行统计和归类，文化建筑仅占总面积的11﹪。因此他们认为，在这里建设若干国际文化活动、交流活动、艺术博览等类型的建筑是必要的。

除了完成未建设的用地外，他还希望能对文物建筑和历史街区进行保护，增加绿地面积，因为这条街上的胡同越来越少，城门、牌楼和牌坊也在不断消失。

有关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建设和规划历来备受瞩目。在规划方案形成后，北京市规划委员“已向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原则同意呈报方案。”知情人士透露，曾有北京市领导注意到这个方案。方案中设想的中央办公区目前是一片平民区。

此次长安街大修中，规划方案中“新中央办公区”周边的胡同正在拆除，西城区房屋管理局张贴的《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中称，该地为西长安街（新华门段）道路扩宽及特殊用地项目建设所用。

经历数次大修的长安街确实在变美、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市容环境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文化保留、拆迁、弱势群体权益、旧居改造，几项北京市近年的主要争议课题，也都集中体现在这条街及其周边地区。胡同的居民并不知道他们的街区拆迁以后将改建成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旦离开，大多数都没有经济条件再搬回到北京市区，回到胡同里生活。

消失后的胡同，越来越多的公共建筑，不间断地综合整治和大修……决定长安街和城市风格样式的似乎是一双“看不见的手”。郑光中和他的老师梁思成、吴良镛一样，都只是规划者，他们不是最终决策者，有时面对古建筑被强拆的无奈，他们也只能选择失声痛哭。

长安街毋庸置疑会一直是展现国家形象的载体。在官方看来，几乎每一次综合整治，焕然一新的长安街都可以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成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窗口。”

在今天，每天都有无数的民众慕名来到这个被誉为“祖国心脏”的地方参观。他们在这里观看升国旗仪式，把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留念视为一种幸福，把登上天安门城楼，像领袖一样俯视广场的雄姿视为一种荣耀，把漫步在长安街旁的林荫大道当作是一种享受——哪怕是东西长安街的两旁，除了东方广场等少数几处商业机构外，哪里也进不去，这也无妨，游客们似乎本来早就将这些建筑与长安街视为一体，都是眼中的风景。

北川中学留言墙|Postweekly

王长辛目光迟滞，把玩着手机，将滑盖拉下，又推上。这是他从废墟里爬出来时身上的唯一物件，“妻子给我买的”，他说。入夜的清明节，窗外别家纸钱已点燃，火光隐隐浮动，四下寂静无声。

妻子消失在2008年的那场大地震中，家族三代十余口人，王长辛和其时正在外地求学的儿子成为仅存的香火。震后儿子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劈头盖脸就问，“为什么不救我妈妈”，话音一落，父子同哭。

他至今没再回去看一眼，“死去的亲戚朋友都埋在那里，却不知道埋在哪里。”在这个清明节，原来只开禁五天的老县城，为十余万人次的祭扫者将时间延长成为一周。持有北川身份证的居民，安静的走进狭窄入口，秩序井然的回到他们曾经逃离的地方。

至少在封锁线之外，没有情绪激动的男女出现。从望乡台俯视老县城，黑压压的人群或行走在断壁残垣之中，步履缓慢，或跪或立。哭天抢地的电影场面，今天的主角并不是北川人。

不过中科院心理所的入户调查显示，北川擂鼓镇和曲山镇1600多名城乡居民中，创伤应激障碍（PTSD）发病率达到14.7%，抑郁症发病率为10.2%，其中PTSD指标比台湾921大地震高出8%。

志愿者说，在这里随便与一个人交谈，他的背后都会有一段难以言语的痛，随便走进一扇门，门内都会有一段撕心裂肺的苦。

从望乡台鸟瞰北川老县城|Postweekly

望乡台上“台风眼”

望乡台是旧时流传的迷信，传说亡魂在这里最后一次向亲人告别，“望乡台上鬼仓皇，望眼睁睁泪两行。妻儿老小偎柩侧，亲朋济济聚灵堂”。北川老县城旁山坡上的望乡台，震前叫三道拐，本是景家山绕山公路旁错落的小空地。震后北川封城，当地幸存者欲进城而不得。阴阳割昏晓，就在此搭起平台，登高凭吊亡亲。

王长辛亲见那个夜晚，一个孩子在父亲的怀里不再动弹。父亲抱着孩子大喊，以头猛撞满是残骸的废墟，一下又一下，血流如注。“我扒开尸体去找衣服，到处是哀嚎，从来没觉得天这么黑，夜这么长”，一年后，王长辛在永兴板房区的小屋里说着这些，近乎自言自语。

望乡台上青烟弥漫，人们拥向台子最边缘，大多数的面孔木然无神，但没有悲恸哭泣。

汶川“5.12”大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研究人员对灾区（四川、甘肃）和非灾区（北京、福建、湖南）的2262名居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随着主观判断所在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居民估计灾区对医生的需求量、灾区对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灾区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均随之减少。

气象学中，距离台风中心直径大约10千米的圆面积，由于其风力相对微弱，通常被称为“台风眼”。中科院心理所李纾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假“台风眼”这一气象名词，形象地将其研究发现冠名为“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effect），即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若假设有一种药物能治疗心理创伤，认为受灾人所需剂量最多的是自认为轻度受灾的居民，其次是中度受灾的居民，认为受灾人所需剂量最少的反而是自认为重度受灾的居民。这些结果均证实了“心理台风眼”效应。

研究者分析，心理免疫（psychological immunization）理论和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s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或可解释“心理台风眼”效应产生的原因。“5.12”大地震后，居民普遍认为，惟有献血才足以表达对灾民的关爱之情。各地民众献血热情高涨，致使血库在短短几天内爆满，血站不得不发出暂缓献血的通告。此举被看作灾区外居民高估“灾情需求”的表现，可视为地震中首例“心理台风眼”效应。

北川中学祭坛前，黄花摇曳|Postweekly

“创伤震后群”形成

“我已经过了心理最艰难的那道坎”，王长辛说，震后的夏天才是最痛苦时光：恍惚终日，每天到夜里两三点还无法入眠。闭上眼，全是影子，总感觉家人并没有离开。他两度想结果自己的生命。

这是“创伤震后群”的典型症状。症状可能震后即时出现，但也会灾后几个月后才显现。有的人受灾时忙于救灾安置，处理亲人后事，少有时间产生心理问题。当一切安顿下来，出现“我何去何从”的困惑时，“创伤震后群”的症状逐渐暴露。

惊恐过后将进入心理暗示期。一般在经历4至6个月时表现出症状为失眠、焦虑。这个时期在情绪排泄上，可能产生两种极端的心理表现，麻木和敏感。有些人因为刺激太大，出现麻木的反常态度；还有些人则容易变的高度的敏感，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波及。

台湾921大地震后，台湾学者苏东平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失眠病发率在震后3 个月内由原来的10%增加至20.8%，表示地震造成失眠率加倍成长。其中女性比男性高（24.9% vs 16.6%，p<0.001）。此外，地震前已有失眠症状者，在震后较易发生失眠和恐慌症状。地震并未造成喝酒、抽烟和槟榔使用率增加，但安眠剂使用却增加了32%。

在4162 例研究样本中（反应率为60%），失眠病发率在震后3 个月内由原来的10%增加至20.8%。失眠和忧郁症（MDD）、创伤应激障碍（PTSD） 和恐慌症（Panic-Sx）病发率为12%，9%和5%--23%（其变异随症状之多寡而定）。

有以上精神疾病症状的个案，失眠率为不具精神症状者的3 至4 倍。地震前已有失眠症状者，在震后较易发生失眠和恐慌症状，MDD 和PTSD 发生较少。

苏东平说，地震所造成的急性压力可使失眠病发率加倍，并发现失眠、忧郁和PTSD 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前二种疾病之危险因子也已被找出。这些数据被用作早期治疗和预防的重要依据。

北川中学围挡前|Postweekly

蜜月期走远，破灭期正来

“我们这，干部没少挨群众的打，”王长辛说。

他们正处于特殊时刻。心理学将其称为破灭期。这一时刻出现在灾难发生后的2个月至1年。一般认为此时民众心态极具偏差，忍耐达到极限。他们开始抱怨救援行动迟缓，政策不当。人们的愤怒无处释放，易发生争吵打架等纠纷，会出现酗酒问题。受灾人员也因忙于应付重建以及自身问题，失去与他人、社区的连带感和共鸣，即便这种连带感在此前曾达到过顶峰。

顶峰出现于蜜月期。它在破灭期之前发生（灾后1周至6个月），因为与其他受灾人员拥有共同的受灾经理，故而彼此产生连带感。他们边寄希望于援救，边整理瓦片和残骸，互相帮助，整个受灾地区的气氛温暖。

而在灾难第一时间爆发时，灾民为了保卫自己、家人或邻居的生命财产而奋不顾身，被称为英雄期。

王长辛经历了英雄、蜜月，不知不觉又步入梦想破灭的起点。他不断忆起往日富庶生活，轻叹现在的人懒了。他的面前，一段长达数年的重建期还在前方。如果精神掉队，失去勇气，破灭期的紧张状态仍会将他缠绕。

望乡台上的人群|Postweekly

情绪埋向别处

窗外香纸撩起一阵烈火，“瓜女”冲过来熊抱住记者，不停撒娇，“我要吃糖，我要吃糖”。灯火通明的小超市里，她挑好了糖果之后，又像陌生人一般扬长而去。王长辛解释说，她有智力障碍，在地震前即是如此，大家叫他“瓜女”，就是傻女。

这并不是个案。志愿者说，在团体活动中，发现有些孩子常常会向老师索要东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批志愿者过多的无条件给与物质援助，使得这些原本应该谦让、礼貌的孩子变得自私自利。

在北川，截至1月底的统计数据中，51例成功怀孕的再生育妈妈，有三例流产了。北川计生局统计数据显示，再生育妈妈的胚胎停育率似乎显得相对高一些。北川300多名教师，其中24%有PTSD，25.5％患有抑郁症。北川中学93名教师出现PTSD的比率27%和严重程度（36.52分）明显高于学生（24.%，32.55分）。而北川中学的千名学生早已逝去在倒塌的校舍之下，北川几乎整整失去了一代人。

王长辛继续他的自诉。在两小时的谈话中，他的叙述路线，从震后心路不知不然转向其他方向，冗杂且纷繁。当地震的短暂惊悚离去一年后，他的生活在此时归于短暂平静，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得以重新开始，一切阳光与阴霾的日常故事，有的不便言说，有的欲言又止，夹杂着复杂的内心考量进入常态生活，离地震愈来愈远。

震区情绪正走进破灭期的临界点。志愿者说，心理援助已经从最初的丧亲，应激干预要逐步转向，现在的干群矛盾、再组家庭、重建压力、生活保障等方面，且现阶段心理援助工作非常重要，比起开始的时候更多元、更复杂、更艰巨。“生活”之中“生”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到解决“活”的问题了。

在板房区，一位失去丈夫和两个孩子的女人，整天闷在家里，以泪洗面，蓬头垢面，半年了，一直走不出来，感到生活无望，甚至多次有自杀念头，抑郁倾向明显，是PTSD症状高危人群，志愿者对她进行了三次心理辅导，再去拜访时，很奇怪看到板房居然挂着锁，问了邻居才知道，她找了一份工作，给一个建筑工地烧饭，每天收入25元块。

进入北川老县城祭扫故人的人流|Postweekly

小女孩捏着彩笔，趴在椅子上画画，她呢喃自语，让来自绵阳当地的志愿者杨荣难解其意，只有老孟心领神会的摸摸她的头，“噢，是的，涂成黄色才好看”。

在擂鼓镇板房区，老孟是为数不多的志愿者之一，去年五月下旬以来，他一直驻扎在此从事儿童心理援助工作。眼看一波又一波的志愿者来去匆匆，人们一见到他背着包出去就紧张的围上来问，走了吗？还来吗？这一次，老孟终于也计划在六月离开。

但孩子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他租下的这间简陋板房前又探出两只小脑袋，一对穿裙子的小姐妹，手牵手腼腆的站在门口往里张望，“过来”，老孟招招手。小姐妹进屋摆弄着老孟递过来的玩具，“现在正处在收尾阶段，不接新的个案了”，老孟说。他身前，妹妹突然失手撕破了塑料棋盘纸，吐吐舌头，冲姐姐笑个不行。

收尾意味着老孟与孩子们开始有意脱离关系，逐步培养其心理自立能力，又称为“转介”阶段、“分离”阶段。这已到达心理援助链条的末端，转介后老孟仍可时时探询孩子们的思绪，不过通常情况下，那时他已退居友人立场，而不再是一名儿童心理咨询师的心态。

时光荏苒。“让我去吧，我能待一年！”，震后第二天，在“中国心理网”组织的培训班上，有人振臂高呼。最鼎沸时期，地震灾区活跃着至少两千多名各色头衔的心理咨询志愿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设立在安昌镇的北川工作站里，一面白布做成的签名墙占满了花花绿绿的名字，右上角有个签名留下的日期还有几天才到，“这是要走的人，提前先把名字签了”，工作站副站长刘琰说。她去年9月2日来到这里，刚领到结婚证不过半个月。

志愿者大潮最为澎湃的时刻，是2008年的夏天。当时正值暑假，心理学及相关专业的大学生蜂拥而至，北川站里一间八九平米的小屋最多睡过五个人。而今年四月，这里一共只剩下七个人，过客多如过江鲫，来去故事少人知。

“恨不得马上筛查出几个PTSD”

“我们带着满腔热情冲到前线，恨不得大展拳脚马上筛选出几个PTSD”，多位志愿者如此回忆其时的心境。但真正走近灾民，他们发觉在出现PTSD前，很多无关心理问题的事情压在灾民身上，“好多人被分房、分钱占去了太多思想，还来不及迸发内心的悲怆”，这令志愿者们开始迷失方向。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创伤是个体面临的一场紧急、可怕的威胁事件而引发的心理失衡状态。人们丧失了对事件的控制和解释能力而导致失衡，此时假如个体不能够有效的将创伤事件进行重新整合、认知和组织，不是仅仅把事件当作是过去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而是处于一种混乱失衡状态，并且这一切症状是来自一直未解决的应激源时，一般可以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从严格意义上讲，PTSD的诊断还需要和抑郁症、躯体化障碍、人格障碍等有类似临床特征的其他心理障碍做鉴别诊断，即一个人去做一次正规的心理危机干预，他可能要在完成五六份不同问卷后，综合所得分数与咨询师的临床观察判断，才能得到可靠的诊断结果。

当然这也只是理想状态，现实中并没有如此细致。但即便是简单筛查，也已让板房区的人们开始情绪反弹——由于缺乏统一组织协调，良莠不齐的心理干预团体和个人，此前已经重复进入发放问卷，筛查结束后又没有任何说明和反馈，人们开始传言“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在距安昌镇35公里外，安置北川老县城居民的永兴板房区，有人接受问卷筛查6次之多，沦为一场揭疮疤闹剧。

心理咨询机构争先恐后的原因，在于心理危机干预的最佳时间窗口，出现在遭遇创伤性事件后的24小时至72小时。72小时后的危机干预效果会开始下降，若首次干预时间推迟在4周后，作用将明显降低。但各自为政的作风，给北川站的志愿者与震区居民带来了意外的麻烦，使心理援助开展的第一步——建立关系，变得尤为敏感。“与干预对象第一次见面，开始我都不敢说是心理咨询师”，永兴板房区心理咨询室的黄老师说。

黄与她的另一位同伴，担负着永兴板房区5700位居民（90%有地震丧亲经历）的心理援助工作。她原本是北川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自去年12月开始，她也成为中科院心理所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合作培养的心理咨询师。被选作培养对象的原因之一，即是地震中幸无丧亲经历，在做更深入的个案心理干预时，没有心理阴影。

培养当地咨询师是心理援助的重要工作，唯是如此，心理干预才有可能“可持续发展”。对于重大灾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因为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和环境的动态性，使得创伤的后果无法预料，最基本要求的持续三五年。

技术和学派都被弱化

黄的工作开展，基于北川站志愿者的PTSD筛查结果。志愿者会在筛查后将PTSD得分偏高的个案交到黄的手中，为黄在接下来的时间完成登门晤谈提供背景提示。出于心理咨询师的职业操守，她并未详细透露个案情况，不过提到到目前为止，正在进行的个案数在三十个左右。

晤谈技术（CISD）作为心理干预技术的一种，被同样接触心理干预时间不长的黄不断使用。这是一种通过系统交谈来减轻压力的方法，个别或集体进行，自愿参加。晤谈中，通过公开讨论内心感受，支持和安慰，资源动员，帮助当事人在心理上(认知上和感情上)消化创伤体验。

黄保持一周一次的频率，与被援助者保持面对面的联络。在她接手的三十余宗个案中，每宗个案至少会有六次晤谈，包括介绍期、事实期、感受期、症状期、辅导期、恢复期。每次晤谈需2小时左右。

在对前线咨询师的培训中，技术和学派都被弱化了。但黄很快发现，即便是自己资质尚浅的心理干预能力，同样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反馈。被援助者失声痛哭，将她称为“最了解我的人”。

众多参与过个案晤谈的志愿者坦诚，在这里技术和专业不再显得如此重要，耐心的倾听已足矣。“虽然只是陪伴，倾听，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很大的用处”，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刘正奎说。

所以黄所用最多的方法是共情。作为一种咨询技术，同情又称同感、同理心、移情等，指心理咨询者要设身处地的理解来访者知觉外部世界的方式。感受其体验到的世界，分享其对外部刺激的心理反应。并将自己的准确理解有效地反馈给来访者，以此促进来访者自我分析、自我感悟、自我认知能力的成长。

最极端的个案中，黄与被援助者的晤谈次数达到十三次，并且会面还将持续下去。随着谈话深入，被援助者的倾诉重点，也逐渐从地震当中的丧亲痛感，转进至讲述不便为人知的家庭矛盾冲突，原本没有得到适当干预抒发出的个人情绪，正通过琐碎的生活描述渐次显露。

随着接触的深入，志愿者也开始意识到，部分居民心理问题是因灾区管理体制不完善所引发，而不是他们致力解决的心理创伤反应。

有志愿者回忆，有个被送到咨询室的女人，一进来就说“我没有病”。在访谈中了解到她是单亲母亲，籍贯河北保定，在北川居住10余年，独自一人拉扯大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子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倾尽毕生积蓄投资的火锅店还没来得及开张也化为乌有，为了5000块的抚恤金，她每天都要从绵阳亲戚家跑到安置点来找政府，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她回保定办户口迁移，从绵阳到保定的往返车票就要一千多块，一无所有的女人拿不出这笔钱。

志愿者说，在孩子的团体辅导中，留守儿童的问题再次蹦出来挡在志愿者面前。很多东西积聚太久，地震只是导火索。这些已超出心理援助的范畴，志愿者爱莫能助。永兴板房5000：2的心理咨询师配比，也难免挂一漏万。到今年6月，黄老师所做的心理援助项目就将结束，她会返回学校，为北川教育系统培训心理咨询师。

永兴板房区，仍有人自杀。

枯竭后，退潮

“我宁愿不被督导，因为我知道被督导的结果是，打起精神工作，然后继续焦躁，如此往复”，一位不具名的志愿者说。所谓督导，是对长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职业化过程的专业指导，他们类似于心理咨询师的咨询师。

因为没有现成模式可遵循，心理援助的内涵在无意中扩大了。尤其是在头几个月，心理援助志愿者做了大量琐碎的行政组织工作，包括分发物资，办讲座，开展心理知识普及活动，开展群众娱乐活动等。但这些，已经开始背离心理援助在纯粹技术上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现在的工作，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主任王文忠副研究员说，“我们以心理学家的眼光，敏锐的观察到灾区群众的需要，然后建议政府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工作的琐碎与变化，让志愿者觉得飘忽不定，没有安全感，很多志愿者抱着较高的工作期待来到震区，他们有理想并希望实现某种意义时，突然面对干预失败的结果，或者无法施展抱负的工作，挫败感可想而知。“我们更像社工”。

心理援助志愿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枯竭感，这是教师、医生、咨询师等人类服务工作者常见的心理状态。他们由于工作的要求持续付出情感，与他人相互作用过程中遇到矛盾、冲突而引起的挫折感加剧，最终导致在情绪、情感、行为方面出现耗竭状。

长时间的面对众多严重受到身心伤害的服务对象，感受到太多负面消极的情绪和场景，而工作又需要他们乐观有力，有旺盛的精力和恢复能力，一天天这样的反复面对，前述不具名志愿者说，他就有几次处于崩溃边缘。

“其实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事先已经建立起当地的心理培训系统”，王文忠说。而现在，一切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全都要从零做起。从某种意义上，第一代心理援助志愿者正忍受在这片荒漠开疆拓土的寂寞与无助，一些人撤退，一些人动摇，一些人正赶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这是科学研究部门投身于这场灾难救助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真实投影。政府没有专项拨款，志愿者每月从心理所处拿到远非丰厚的五百块补贴，这部分资金是心理所从科研经费与和基金合作争取而来，勉强能维持基本生活运转。而类似老孟的“体制外”志愿者，则全凭个人财力支撑——先前与他并肩战斗的几位心理援助志愿者，因为没有任何收入，几乎弹尽粮绝，不得不回家。

一位志愿者说，有一次休假回家来和孩子们做暂别，一些小孩会说“好，我会乖乖的”，一些小孩会送糖果作为礼物，还有一些小孩会把耳朵堵上说“我不听，我不听，明天谁回去了谁就是小猪”。

离开老孟所在的擂鼓镇板房区，要穿过一片热闹的农贸集市，白天喧嚣，与县城集镇别无二致。一直往前走到广场，上书“石破天惊”的巨石矗立中央，巨石前方的一家小商店，放着一首老歌。歌中唱到，“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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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干预简史

中国心理干预工作始于1994年的克拉玛依大火事件。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宾馆发生火灾，323人死亡。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应邀派人参加了与烧伤等科专家共同组成的抢救组，对伤亡者家属的心理危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干预工作。

此后长江洪水，张北地震现场，河南洛阳大火，石家庄爆炸事件，大连5·7空难等灾难现场，也出现了有组织的心理干预专家组。1992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成立。北京、杭州、深圳、南京等城市陆续成立了政府财政支持的灾后精神干预中心。

在国务院制订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年—2010年)》中，明确规定，“发生重大灾难后，当地应进行精神卫生干预，并展开受灾人群心理应急救援工作，使重大灾难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

晤谈过程

介绍期：指导者进行自我介绍，介绍集体晤谈，的规则，仔细解释保密问题。

事实期：请参加者描述地震事件发生过程中他们自己及事件本身的一些实际情况;询问参加者在这些严重事件过程中的所在、所闻、所见、所嗅和所为;每一参加者都必需发言，然后参加者会感到整个事件由此而真相大白。

感受期：询问有关感受的问题：事件发生时您有何感受?您目前有何感受?以前您有过类似感受吗?

症状期：请参加者描述自己的应激反应综合征症状，如失眠、食欲不振、脑子不停地闪出事件的影子，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减退，易发脾气，易受惊吓等;询问地震事件过程中参加者有何不寻常的体验，目前有何不寻常体验?事件发生后，生活有何改变?请参加者讨论其体验对家庭、工作和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和改变?

辅导期：介绍正常的反应;提供准确的信息，讲解事件、应激反应模式;应激反应的常态化；强调适应能力；讨论积极的适应与应付方式;提供有关进一步服务的信息;提醒可能的并存问题(如饮酒);给出减轻应激的策略;自我识别症状。

恢复期：拾遗收尾；总结晤谈过程；回答问题；提供保证；讨论行动计划；重申共同反应;强调小组成员的相互支持;可利用的资源;主持人总结。

深一脚浅一脚，没有灯。当李引擎踏入这栋标高159.68米的建筑时，前一晚在电视中见到的可怖场景，仍不断闪回于他的思绪中。“是不是整个结构都歪了？”成为李的忧虑所在。巨大的悬疑催促他穿行工地，将落满一地的银色晶体踩在脚底。一抬头，覆盖大楼的钛锌面板已从视线中消失，空余下支撑面板的网架裸露在春日寒风中，近看已有几个网架杆件局部有些变形。

“由主结构支撑的外部附加幕墙层受损严重，基本烧光。但支撑面层材料的网架体系，并没有垮塌”，肉眼检视结果令李暂时宽心。更重要的发现是，绝大部分网架仍包裹着防火涂料——它们从与大火的搏斗后得以幸存。

作为少数亲临火场进行火情评估的专家之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所长李引擎，于大火扑灭不到12小时就进入大楼。他熟络这座异形建筑的防火状况，因为早前通过的TVCC消防性能化评估，即由他所在的防火所完成。

站立在楼内，李很快意识到这起由大火引发的公众事件，身处事发核心地带能观察到的境况，其实不同于电视画面与口水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主结构部分虽有小的局部受损，总体是无大碍的。由外幕墙燃烧进来的火导致部分与幕墙相邻的房间内有过火痕迹，但总体烧损并不严重”，李引擎向《新知客》记者透露，在首层CCTV5演播大厅内，他甚至看到有些沙发座椅保存完好，连外包装都还留在那里。

他说，大多数建筑火场内都会留有很大刺鼻的气味，但TVCC楼内却感觉不甚明显，因为“主要是在外部燃烧”。而且一场火灾，从烧到灭的过程为4个小时，与在同一个位置连续燃烧4小时，并非同一概念。

“这个公式是无效的”

浓烟升起于月圆之夜。北京城近1∕5的消防车当晚8点27分后陆续冲出夜色，向东三环红光映天的方向集结，其中包括来自望京中队的大家伙，拥有90米级登高平台的博浪涛（BRONTO）——这刚好达到鸟巢的建筑高度。依照消防部门的计划，此级别云梯车仅限于高层灭火与营救被困人员时出动。

考虑到研发成本与安全性等问题，全球研发屈臂53米以上高度消防车的厂家并不多见，这一高度亦被认为适用于大多数火场消防。不过在这个黑夜，由于无法对TVCC百米以上的大火实施有效压制，甚至连90米级的博浪涛都无法成为主角。知情人还向记者表示，通常情况下，云梯车也只能升到限定值的80%。

火情惨烈，以至于在最前线的地方，一辆30米级的尼桑森田消防车停在距大楼仅3米开外，不断下坠的爆炸物残骸，将车体砸得坑坑洼洼。参与TVCC施工设计的北京城建集团副总工程师金星向《新知客》记者坦承，央视配楼的扭曲设计的确对消防灭火有影响，无法让云梯贴合或平行于外墙。

一位不具名的红庙消防中队人士透露，作为主战中队，当晚他们倾巢而动，一共出车8次。3个月前刚从百子湾中队调来的指导员张建勇带领4名消防兵，作为第一波力量于8点40分左右冲上大楼进行火情侦查。电台陆续传回的消息称，13层以上消防栓出水困难，大楼内浓烟弥漫。

作为一幢时髦建筑，TVCC大楼拥有一处巨大的中庭。据所获资料显示，TVCC主楼中庭南北跨度约39米，东西为25米左右，上部位于建筑标高129.750米至137.750米，计8米高的桁架上。

《新知客》记者试图依据日本《建筑物综合防火设计》提供的计算方法（公式为z = 1.6+0.1(H−h) ，其中z 表示烟层距离疏散地面的临界高度，计量单位为米；H 表示空间顶棚距离火源位置的高度，计量单位为米），以期还原张建勇被浓烟围困时，中庭烟气层的临界高度。

李引擎并不认同完成这项推论的可行性，理由是TVCC大火十分特殊，“大楼里的烟雾从楼外强迫进去，是无规律的；对于这场从上往下，自外向内燃烧的大火，这个公式是无效的，因为物理边界条件完全不对，传统的火灾是自下而上，从里向外扩张。”

张建勇随后与外界失去联络，据本刊消息来源引述，电台里传来的最后一句话是，“烟把楼梯道封住了，我们下不去了”。其后走出火场的其他士兵虽然身无大碍，但浑身无力，他们报告说，张建勇还困在14层。此时浓烟正从敞开的窗户灌入大楼，尔后自并未密闭的空间重新涌向楼外的深色夜空中。烈火肆起时，一时烟雾遮蔽圆月。

这无疑是1949年以来北京消防史上最长的一晚。“烧得多大，都不怕，别困人”，一位参与当晚救火的消防员说。

大楼内规划有专属消防站

TVCC大楼周边居民很快被疏散。事发当晚，《新知客》记者于9时许抵达TVCC大楼北侧不足百米的一处工地。隔朝阳路相望，警灯闪烁，园林部门的运水车成队停在路旁。“砰”，礼花依然不时照耀天空，空旷的声响让大楼身前的呼家楼新苑两栋居民楼里的感应灯，整齐划一的亮起，灭掉，又亮起来。

如果相同的火灾不幸在类似的小开间居民楼中发生，或许火情不会如此伤人。李引擎回忆，在经济不发达的1980年代，楼房开间普遍不大，商店具有几百平米空间就已是相当宽绰。当时的防火分隔手段主要靠砌防火墙，一旦火灾发生，火情会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不至蔓延全楼。直至今日这一设计思路依然得到传承，只是在楼层开间越来越大的当下，砖砌的防火墙常被代之以其他材料。

李引擎介绍说，防火规范总体上按照面积划分防火分区。有的楼层面积很大，比如有上万平米的敞开空间，如果不做防火分区，则会在一次火灾中全部受损。于是就启用诸如防火墙模式的设施——防火卷帘等实施区域分割。这些卷帘平时大都隐藏在吊顶空间内。卷帘的垂直下方被禁止放置任何物品，以防止下降时被阻断。

一旦着火，火灾探测器会首先将信号传到中控室，再由中控室自动操纵卷帘下放，将各防火分区隔开。防火卷帘旁边也常会设有一个平开的逃生小门，以供人员疏散应急。

目前防火卷帘材料以钢制与纤维制为主。为弥补钢的导热性，钢制卷帘在中间加入隔热材料，而纤维制卷帘两层之间则通过空气隔热。除了要求卷帘在限定时间内不烧坏坍塌，背火面温度还应不超过140度——这是一个安全温度，它能保证在1000度高温实验中，背火面如有可燃物也不会出现自燃。火灾中如有被困人员，只要不贴近卷帘，亦能确定不会被灼伤。

而且此种状态要保持3小时，被称为3小时耐火极限。这个数值的历史沿革也源自砖砌防火墙时代，当时国家规定将3小时作为其耐火标准，难料日后防火墙这一概念，很快被技术革新不断异化为其他材料，但这一标准则被坚持沿用至今。不过由于承重墙、楼板等建材的耐火时间标准又不尽一致，实际上殊难保证一个合乎耐火标准的防火分区四周的所有的分隔构件均达到3个小时的耐火极限。

“还有一种防火分隔方法是使用水幕，不过实际工程中很少采用”，李引擎说，这是一种相当于瀑布式的防火分隔方法，它通过密集的水幕喷头，释放出的水流冲击力对火势实施遮断。之所以难以普及，是因为当强大水幕开始阻截分割工作时水量惊人。李曾经遇到某地一处建筑工程准备安装水幕进行大面积分隔，但当地自来水部门闻后直言，如此大的水量，水源厂很难保证。此外，这种防火分隔方法也有显而易见的后遗症——火灾完后变水灾。

自1990年代开始，防火卷帘被要求在北京市新建大型建筑中使用，已有十多年的历史，TVCC工程同样概莫能外。知情人向本刊记者表示，从其接触到的央视新楼设计的整个过程，感觉防火要求是偏严的。因为这个建筑的特殊性，参与者不敢掉以轻心，在拿不准的时候，一定是偏严的，很多细部是经过反复讨论。李引擎透露的更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在设计期间就已专门考虑为该建筑群设立了专职消防站，处于研讨期间时，还讨论过为消防直升机修建停机坪。对该工程的消防防火设计，如履薄冰之姿可见一斑。

李引擎特别强调的是，TVCC是一个在建建筑发生的火灾，而不是一个已投入使用正常管理的建筑发生的火灾，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建建筑里面需要规范使用的消防设施还不能正常使用，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稳定有效的自保系统。人们通过灾难需要总结探索一些新的问题，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是必要的。但特别要注意的是必须理性和科学，不能无限制，无边际地外推结论。本来是这个事，但是却说到那个点上，本来具有很偶然性和特殊性的东西，非要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一定会有失误。

钛锌板的下落

张建勇被救出火场。一小时后，他躺在朝阳医院的病床上再没醒来。战友们在为张整理遗物时，看到烧熔的可燃物从头盔上不断滴落，因为这些银色晶体的凝结，他的头盔增重了10多公斤。窗外的天空，仍在持续爆炸，耀眼的火光从楼体迸发出来，闪亮片刻过后熄灭，悄然急速下坠，在街灯与警灯的照射下落向地面，开出银白色小花。

这些小花是钛锌板的杰作。TVCC幕墙最外层即是钛锌板（约2毫米），均采用德国产莱茵锌板材加工。此外，依次向里分别为三元乙丙橡胶防水卷材（约2毫米，其中钛锌板与防水卷材之间存在一个约20毫米至40毫米的间隔，即为空气层），挤塑聚苯板(约75毫米) ，无纺布防潮层，以及瓦楞钢板。

大火起因依然是一道迷。有媒体报道指，是最初落在屋顶上的焰火烧穿了顶面的铝板，

但钛锌板本身并不燃烧，击穿钛锌版的直接后果，仅限于将钛锌板融化。

对于大火燃起的原始状态，李引擎的分析是，极有可能礼花弹打到楼顶某一处，恰好正值施工期间，屋顶上堆放有可燃材料。礼花弹引燃可燃材料，一路延烧至由防水卷材等组成的保温层，温度达到400至500度后，位于楼顶附近墙体立面的钛锌板开始融化。

大风始于青萍之末。伴随着金属融化过程中的亮光，第一滴钛锌板熔渣开始滴落，它将最初的落脚点选在下方不到50毫米的保温层。经过短时间的渗透与媾和，获取更大热量后，它又迫不及待裹挟着被引燃的保温层材料一路向下滑动，又凭藉楼面外层是一个没有隔断的连续结构，所到之处，高温持续从保温层接力而出，钛锌板被反复烘烤，第二滴熔渣不久也冒了出来，然后是第三滴。

存在于钛锌板与保温层之间的空气层，也事实形成了作用形同小烟囱的空气管道，一股竖向气流的吹袭，使燃烧愈来愈快，以至于飞出大楼，抛开燃烧主体直奔大地而去。紧跟着，越来越多火花在引燃保温层后飞向空中，蝴蝶之翅最终扇起滂沱大雨，TVCC顷刻间熊熊燃烧。西、南、东侧外墙装修材料过火，其中钛锌板幕墙外皮55553平米的面积，大部分被付之一炬。

经过3个多小时，大火一直燃烧到23时58分才得到有效控制。与此同时，网络上各路传说早已四起，从马尼拉到旧金山，人们惊叹于TVCC燃烧速度之巨。数天后，国内某媒体引述专家采访认为，TVCC的外墙建材中没有添加阻燃剂，系火势迅猛一大原因。

《新知客》所采访的建材专家称，目前市面上的保温材料都已添加阻燃剂，央视的建材是建委所推荐，料无问题。

在李引擎的表述中，阻燃剂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作用于可燃材料之中的，而且阻燃只是对材料处理的一个过程而不会根本改变材料的燃烧特性。一种材料经过阻燃处理后，它只能让燃烧速度相对减慢，做到当出现小的疏忽时，火苗不会马上起来，为灭火和逃生提供一定的有效时间。民间对阻燃概念有误解，认为只要阻燃就不会燃烧，实际上只是相对不易点燃。阻燃就通过呕烟的代价来延缓燃烧速度。而阻燃剂释放烟雾所产生的毒副作用，有时会比燃烧材料本身还厉害。而遇到真正的大火，阻燃与未阻燃过的同一种材料已无大的区别了。

就材料本身，像常用于保温层的挤塑板，聚氨酯目前在建筑中大量使用的，在它们自身的可燃特性无法改变的时候，现在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在建筑具有保温防水功能的前提下，同时考虑防火性能。

晚间12点半，除了高层一处闪动的火团，楼的颜色已经从刺眼的红，变成黯淡的灰。强光灯打在它冒烟的墙面上，两条网架贴着大楼两侧通向顶层，搀扶着这栋159米高的建筑。稍低点的楼层里，一道四处照射的手电灯光在大楼内若隐若现，像是在寻找遗失的方向。

空气混浊，看客组成的人墙站满了街道的这一侧，他们身后巨大的地基坑里，轰鸣的打桩机还在工作，两个工人站在机器旁边，仿佛前方不足100米的地方正发生的故事与己无关。

(本文经受访人李引擎审校，一并致谢)

至少长达十年的大陆食品安监机构是否应设置国家级食品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食安委）之争，终尘埃落定。在跨越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日程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月28日所通过的《食品安全法》，第一次以立法形式明确国务院将设立食安委。

早于2000年前后，孙树侠就曾力陈组建食安委的必要。作为其时国家农业发展纲要的起草人之一，她在草案中提出过较为明晰的食安委机构设置构想，但这部分内容并未出现在随后公布的纲要中。

三易其稿

《食品安全法》初审前后，一些委员即吁请成立一个综合的协调机构综合管理食品安全，以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但草案初审稿对涉及食品安监部门只作泛指表述，并对不属于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环节的工作，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一概以“由国务院授权部门负责”为口径，这遭致舆论不满。

一方面食品安全危机开始频发，令当局必须有所动作，但碍于当时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因素，各部委裁撤前景不明的现实，初审稿中一概使用框架式语言，亦是权衡之后的折中选择。同时草案指称“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作出调整”，也为将来的机构设置留足空间。

食品安监各部门职责，是2008年8月草案进入二审后所明确的。二审草案确立了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工商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农业部的职责和分工，事实认可既往涉及食品安监工作实施分段管理，权力条块分割的模式。

但在去年10月第三次审议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丛斌仍然建议成立类似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以改变目前食品安监“五龙治水”仍漏洞百出的现状。此时正值“三鹿事件”持续发酵，添加三聚氰胺的奶站因没有一个职能部门进行有效监管而处于失控状态的境遇，再次将大陆食品安监“铁路警察各管一块”的积弊暴露无遗。

不过即便最终的定稿增加了“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内容，他的工作职责却又成为一桩悬疑。国务院尚未公布这一机构的具体职责，外界却早已普遍预期食安委将穿针引线，成为协调食品安监相关部委的中枢角色。定稿与舆论期待的一个潜在的矛盾就在于，紧跟着的第四条第二款文字即说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并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等工作。

有委员质疑由卫生行政部门综合协调部委的可行性，认为既然草案中已规定成立食安委，这个机构就应当主要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卫生部综合协调多个部委似难成行。事实上，即便是作出诸如此类的监管体制微调，还是经由全国人大迫于现时窘境，要求有关部门限时答题的结果。据内地《财经》杂志援引参与立法专家言论称，如果今年“两会“之前这个法律还不出台，食品安全立法将继续成为代表提案重点。所以，人大立法部门要求国务院在2月3日前对监管体制调整做出最后决定。此前也是缘由体制难以厘清，《食品安全法》出台时间一再推迟。

在国务院目前的29个议事协调机构中，仅有3个是单设办事机构，1个将办公室设在国务院相关部门。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的比例达到86%，如果食安委进入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序列，不仅单设办事机构的可能性极小，而且联系已通过的《食品安全法》对于卫生部职责表述，不难洞见未来食安委的机构归建何处。

利益博弈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设立类似专门机构，国务院已有成例。因为中国食品安全与出口商品质量渐次爆出严重事件，2007年8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任组长，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任副组长，主要统筹协调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重大问题，统一部署有关重大行动。这一进入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序列的小组，办公室设在质检总局，后于2008年3月的大部制改革中撤销，工作分别由质检总局与卫生部接手。

“我们现在是缺两头，特别细的部门划分，比如专门的食品管理局，没有；宽泛的管理部门，比如像美国的健康生活部等横跨健康、食品多个领域的大部，也没有”，孙树侠对《凤凰周刊》表示，这个小组在有效协调各部门职责、平衡部门利益方面的效果并不乐观。

孙树侠说，在中国，食品行业是最大的条块分割管理行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往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食品安监采用的是苏联模式，2000年前后，政府发现国内农产品出口，因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受阻的事件愈演愈烈，尤其是到2004年阜阳奶粉事件后，政府开始将食品安监路线究竟该往何处去，摆上重要日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在阜阳事件发生后成立课题组，重新审视中国的食品安监道路该如何走下去，因为考虑到中国过去的食品管理很分散，所以明确提出学习美国的分段管理经验。

不论是从以前的20多个部门齐抓共管，还是到现在国家6部委分段安监，食品加工与管理都游离于各个部委之间。实际上，这些部门都是行业指导性的管理部门，以当下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在没有专门法律去约束其所指导行业之前，从安全角度进行管理确实难以下手。

部委之间存在监管缝隙是不争事实，而不同行政单位的意见分歧乃至利益博弈，至少也是拉大食品安全问题监管网络之间缝隙的原因之一。

在有关面粉是否应该添加增白剂一事上，卫生部就一直与国家粮食局持不同观点。知情人向本刊透露，在一系列有关面粉是否应添加增白剂的研讨鉴定会上，卫生部官员所陈述应添加增白剂的理由，包括如果一旦停止使用增白剂，不仅增白剂厂家将关张，随之而来的是数以百计的中小面厂因技术落后，会因为处理不好面粉散条和发霉的问题，竞争不过拥有先进设备的大厂而纷纷破产，影响社会稳定，以及出口创汇。

知情人还提到2005年牛奶行业的“禁鲜令”风波中，亦有食品安检部门博弈的影子。其时有大陆媒体爆出奶企在鲜奶中勾兑用奶粉冲泡的还原奶行销市面的潜规则，一时舆论哗然。1982年成立，有农业部背景的奶业协会，身后仰赖着数量众多的奶农群体，成为坚定的反对“禁鲜令”力量。而更早成立的乳协，因为有老轻工部背景，从事奶粉贸易，所以力挺“禁鲜令”。

“国务院也不想得罪哪方面，什么话都不问，找我们去开会制定还原奶的标准，然后下文要求使用了还原奶的企业必须标明还原奶，结果多数企业不买账。中央一看执行不下来，又下文要求奶制品的外包装上不能再使用鲜牛奶等名称，结果还是不了了之”，该人士说。“禁鲜令”最终在去年被废止，而作为一项国家标准，此类还没正式执行就被废止的情况极为罕见。

所以与其说食安委亟待解决包括诸多技术难点，不如讲如何平衡理顺部门利益，或是其应优先打通的血脉。食品安监工作是一份连食品专家都感叹“我们现在的同行尽量的都不去搞安全，得罪人，得罪厂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而分段监管所带来显而易见的弊端，是为各部委“无利不起早”的思想培育温床。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链条难以形成，食安委也就难免沦为突发食品安全事件“救火队员”的尴尬角色。